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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篇 容貌鉴 第五章 智慧启悟

人的体态、仪表、风度、言谈举止、神态表情,都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体现。观察其仪容言行,即可对其人有大体掌握。

1.观察容貌仪表为先
我们要认识某个人,首先接触到的是这个人的外部特征:体态、仪表、风度、言谈举止、神态表情等。一个体态潇洒、仪表堂堂、言谈举止文明的人,会给接触者留下良好的印象,反之,则给人以不良印象。人们非常注意交往中自己的仪表,一个人应把整洁、美观、大方和文明礼貌作为其仪表的重要内容,过分打扮、妖里妖气固然不好,但谈吐庸俗、不修边幅、窝窝囊囊也不佳。例如,女性面试不同于男性的面试就在于,如果说男性面试的成败是由面试决定的,那么女性面试的成败决定于其风度、举止。招考单位的主试者在评价女性应试者时,重点不是放在知识、能力上,而是注意应试者的礼仪、风度和举止,即女性魅力。故女性应试者走进房内,到坐在椅子上,已大概决定了是否被录取。因此,女性应试者必须显示出女性的高雅气质,包括大方自然的神态、整洁合适的服饰,无可挑剔的礼仪,等等。识人之仪表之后,就要细察其人,而不是仅停留在表象上,须细知其品质。

(1)耳闻不如目见
俗话说,百闻不如一见。就是指耳闻之不如目见之。耳听为虚,眼见为实。所以,识人特别强调要讲究识人的艺术,识人不能光凭耳朵听,还要用眼睛看。
《吕氏春秋·察传》中讲过一个“打井得人”的故事。故事说:宋国有个姓丁的人,因为家里没有井,需要到外边打水吃,所以家里总有一个人常在外边。后来他家凿了一眼井,他便告诉别人说:“我凿了一眼井,得了一个人。”有人听说这句话,便传播出去说:“丁家凿井得了一个人。”一传十,十传百,很快传到宋国国君耳朵里,他便派人去问丁家,丁家说:“我是说自己有了井,就不用花一个人工出外打水。等于得了一个人,并不是说从井里打出来一个人呀!”原来,人多嘴杂,把事情全都传拧了!
奇怪的是,分明是以讹传讹,却居然能够众口纷纭,广为传说,而且越传越邪乎!尤其可笑的是,听到的人竟还能够信以为真,甚至传到了国王的耳朵里,这就有点不可思议了。
其实,这种听风就是雨的现象,在生活中还是不少的。在我们的周围,这种轻信传言的人也大有人在,大至国家大事,小至个人私事,总有一些无根的谣传,也总有一些人轻信上当。1983年年底,国家为了改善人民的衣着状况,提高人民生活水平,决定较大幅度地降低化纤品出售价格,同时,提高一些棉织品的价格,这对人民群众来说,无疑是一个福音。可是谣言还是出来了,说棉织品一提价,别的农产品跟着也要提价。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看出来,这显然是毫无根据的谣言。可是,有的人信以为真,居然大力抢购起农产品。结果呢,那些农产品没有涨价,而他们抢购来的农产品倒成了积压在屋里的大包袱,一时用不完,又没有办法处理,简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唐人李绅说:“假金只用真金镀,若是真金不镀金。”而到底是真金还是硫化铜,却需要下番工夫进行调查研究和仔细辨析,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。但要做到这一点,就需要采取“耳闻之不如目见之”的辨别艺术。
齐威王时期的即墨大夫,自从到即墨之后,勤于理政,公正廉洁,使那里五谷丰登,百姓安居乐业,没有什么官司之类的事情发生。就是这样的一位贤良大夫,齐威王左右的人却不断地在齐威王面前讲他的坏话。齐威王没有听信这些坏话。派人到即墨那里了解情况,发现他左右的人之所以讲即墨大夫的坏话,是因为即墨大夫没有给他左右的人送礼求情。于是,升了即墨大夫的官爵。
另有一个大夫,到阿地之后,整日花天酒地,不理政事,使得那里田地荒芜,民不聊生。赵攻鄄,他不去救;卫取薛陵,他竟不晓得此事。就是这样的一个昏庸大夫,齐威王左右的人却经常在齐威王面前讲他的好话。齐威王也没有听信这些好话,派人到阿地调查了解,知道了其中的奥秘。于是召见了阿地大夫,对他说:“自从你到了阿地之后,天天有人讲你的好话,可事实情况并不是这样,可见你必然送了好多礼物给我手下的人,让他们尽在我耳边讲你的好话!”接着,就把阿地大夫和夸过阿地大夫的那几位手下人都斩了。这一来,齐威王手下的臣子个个既惊又怕,再也不敢谎报情况了。齐国的兴盛强大与此不无关系。
上述故事,在《资治通鉴》里有记载。它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:不论是讲人好话的还是讲人坏话的,都有其目的性,有其内在的原因,尤其是在上司面前讲的话。领导者身居高位,对下面情况不可能事事清楚,他需要别人提供信息。领导者为官一任,最可怕的是被蒙蔽而听不到真实的声首。进耳之言,究竟可靠与否,还是需要调查研究的。齐威王能从被毁者中看出好人,从被誉者中找出坏人,不被谎报“军情”的小人所欺骗,就是因为他搞了调查研究,弄清了产生坏话和好话的原因。当今领导者应当从中受点启示,把自己听到的关于部属声誉的坏话和好话认真地分析一番,以期得出公正的结论。

(2)观举止
古人云,“听言观行,知人之良法”。就是说,听其说话,看其行动,是识别人的好方法。正因为如此,所以我们在选择识人的方法时,切不可忘记应采用“观举止识人”的良方。
根据人的举止来识才、观人,前人已有不少的经验留给我们。如《周易·系辞下》中指出:“将叛者其辞惭,中心疑者其辞技;吉人之辞寡,躁人之辞多;诬善之人其辞游,失守者其辞屈。”这就是说,要叛变的人说话总带几分愧色,心中疑惑不定的人说话总是模棱两可;善良的人话不多,浮躁的人喋喋不休;诬蔑好人的人闪烁其词,丧失操守的人说话吞吞吐吐。
心理学家们近来的研究指出,一个人的姿态往往反映一个人对他人所持的态度。实验表明如果和一个你厌恶的人相处,人们或是过于随便,“如入无人之境”;或是过于拘谨,显得手足无措。
姿态有时是群体内的一般倾向的指示器。试想当与会者为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,任何一个人都能通过自己的举止表示自己是属于哪一方的。比如,赞同的人大多跷着二郎腿,一副自信的样子;而反对者双手抱胸,叉腿而言,大有不甘退让之势;骑墙者兼而有之,既有跷腿而坐,又有双手抱胸,此谓“袖手旁观”。这时,如果有谁突然改变了姿势,很有可能表明他改变了原来的立场。
在人们不能说或不想说但需要交流信息时往往用点头、摇头、耸肩和挥手来表示不同的想法,如点头表示同意,摇头表示反对,耸肩表示不知道,挥手表示欢迎或道别。在人们交际活动中,由于文化背景不同,人们的言谈举止是不一样的。如法国人的言谈举止是“法国式”的。英国人盘腿的方式和美国人大相径庭。在西方,双方甚至男女在公共场合拥抱不足为奇。但是在中国,男女在公共场合下拥抱则不多见。这反映了文化背景的差别。在人际交往活动中,人们的交际行动是千姿百态的,据有关学者研究结果表明,在与异性交往的行为中,一般可以归为三种类型。这三种类型分别是:柏拉图型、猪八戒型、关云长型。
柏拉图类型的人,通常被人称之为内秀型。这种类型的人敏感、聪明、腼腆、害羞,常常给人一种清高的感觉,有时显得很傲慢。这种人具有诗人气质,在同异性的交往中,总是把对方理想化,热衷于同对方的精神交流,认为自己与对方的关系,犹如圣洁的彼岸一样纯洁、高尚、甜美。他们善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感情,喜欢风花雪月式的约会,他们的感情细腻,如抒情的夜曲一样。但是,这种柏拉图式的精神境界,往往得不到对方的理解。因此这种类型的人又常常有孤独感,时常自暴自弃、丧失信心,感到自己在生活中软弱无力、不能挺起。因此,感情往往陶醉于诗一般的幻想之中。
猪八戒类型的人,往往和猪八戒一样性情急躁。对异性的态度往往是明朗、直爽。遇到意中之人,便主动发起进攻、直抒心曲,刻不容缓。他们的性格就是这样快人快口,一眼相中,大举进攻,决不闷在心中。但是这种人来得快,也去得快,热得快也冷得快。朝秦暮楚乃是他们天性中固有的成分。有时,给人的感觉是,这类人并不太专一,对人缺乏真正的持久的尊重。可靠或温暖的时间往往是短暂的。但这种人精力充沛,善于交际,办事较快。点火速度快,一股热情之后,另一股热情随即又烧起来。
关云长类型的人,并不总是十分聪明,脑子也不总是很灵活。但是,这种人最注重情感,一旦认定,终生决不反悔,感情专一,忠贞不二。这种类型的人不论对同性、对异性都不轻浮,决不以相取人,虽然他们也注重外在的一些形式,但注重形式的目的,是在于他们认为举止持重、端庄大方的外在形象与内在的心灵是相互统一的。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这样的人。这种类型的人,不大善于主动进攻,往往含而不露,给人以热而不烫、冷而不凉的感觉。总之,他们在一言一行之中,都是有分寸的,决不会轻越雷池一步。这种类型的人尊重长辈,遵守诺言,有时也能遵守他们认为值得遵守的秩序。他们往往对外界的刺激不敏感,能够处之泰然。但在遇到大事之时,阵脚也会紊乱一番,不大善于明辨是非。因此,这种类型的人,可以冲锋陷阵,持封疆大吏之雄风,但不宜为一乡之长,一国之君。在与异性的关系上,他们也不会乱抛忠诚。在女性方面,这类人也是一样,往往被认为是有高贵气质的女性,她们也不会轻许芳心。

2.用人的九种“心诀”
人们常说: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不知心,就是缺乏人与人之间的沟通。
沟通,最基本的是思想通畅。有诗曰:“应须一曲千回首,西去论心有几人?”讲的“论心”,用现代人的话说,就是人与人之间要交心,肝胆相照,开诚布公。倘若只有交友之心,而无“论心”之意,对人“只说三分话”,不愿“全抛一片心”,那就无法获得思想的沟通与了解。
思想沟通,须以情为基础。心灵的共鸣,离不开感情的撞击;思想的沟通,又需借助友爱做媒介。人情,人情,凡人皆有情。双方有了感情,思想沟通就如同施放了“催化剂”,能加速共识的形成。
思想沟通,又离不开人与人的理解。
理解是走向思想深处的活动。倘若在交际中要得到思想的沟通,就应竭力使自己在情感上去“感觉”对方的心态、情感、苦衷。否则,没有理解就缺乏和谐,就缺乏融洽。
人生在世,谁不渴盼友谊,而友谊的建立则要靠心灵的豁达。人应该开辟那通往我、通往你、通往他的心渠,让心田的清泉涓涓流淌,源远流长。

(1)知人知面要知心
知人知面要知心,这是识人学上的一个基本定律。只有在不仅知人知面而且知心的情况下,才能决定是否起用或重用其人。归结古今中外识人用人的经验和教训,具有下列心态的有才者,应当得到重用。
①具备一个积极的心理状态。有一个小男孩,因为是三代单传,所以父亲对他非常娇惯。十来岁了,头的后边仍扎着小发辫。好奇的同辈总是取乐于这个“小发辫”,摸摸拽拽,出其不意地向他袭击。与其说是取乐于他,还不如说是在羞辱他。甚至还有用小石块之类的东西投掷他,有时竟将其头部打起了血泡。小对手,开始是一个、二个,接着是三四个,后来竟发展到八九个,弄得“小发辫”很伤脑筋,但也毫无办法,只好逆来顺受。在一次放学回家的路上,“小发辫”又一次遭到了七个小对手的袭击。“小发辫”不像以前那样见到此景拔腿就跑,而是站立不动,待第一个挑衅者到达他跟前时,他鼓足勇气,上去就是一拳,将对手打翻在地,其余六个见势不妙,便一个个溜走了。从此,再没有人取乐、羞辱他了。他站起来了。“小发辫”由被动变为主动,是他的心理状态由消级转向积极的直接结果。由此可以看出,对于一个人来说,具备一个积极的心理状态是多么的重要!
人有一个积极的心理状态,遇到同事进步,会觉得自己又多一个学习的榜样;遇到同事失误,会产生同情、自责和帮助的心理;面对平凡的工作,也能产生极大的乐趣,觉得天地广阔,大有作为,如此等等。这种人脚下的路往往是宽阔的,办事的成功率是很高的,同时,这种人的人缘关系也是很好的,同其上司也最能保持一致。
②对工作尽心尽力。领导者工作上的高效率,是以部属工作上的尽心尽力为基础的,离开了这个基础,任何天才都不可能成功。当然,看其部属是否尽心尽力也是有尺度的。经验证明:凡是尽心尽力的部属,工作上首先都会有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和实施计划的具体方案;知道应该让上司在什么时候,在什么问题上出面支持自己,而不是事无巨细地陷上司于事务圈子;提交到上司面前的困难,不仅进行了中肯的分析,而且还有克服困难的可供选择的实施方案;敢于在上司即将出现失误的时候,据理力争,做事有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韧劲;从不随大流,更不做那些花里胡哨的表面文章;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,会无条件地去服从集体的利益……这种人是螺丝钉,拧在哪里就会在哪里发挥作用;是老黄牛,只知奉献,不讲索取;是大海岸上的岩石,能经受住巨浪的袭击;是高山岩石之松,能够经得起风寒;是成功不可缺少的一支重要力量。
③具有适度的自尊心。自尊心人皆有之,但在不同的个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“度”则各不相同。过弱则表现为自卑,老是觉得不如别人,这也办不到,那也不可能,消极悲观,事无所成;过强则表现为高傲,总觉得高人一等,缺乏自知之明。这种人的虚荣心、权力欲极强,固执己见、争强好胜是其重要特点。实际上,他们是大事办不来,小事不愿做,人际关系也不能得到很好的处理,到一处乱一处,是不受欢迎的人。自尊心过弱但心里内含着谦虚,只是谦虚过了头,达到了自卑。同样,过强的自尊心也内含着自信,只是自信过了头,达到了高傲。适度的自尊心,表现出了谦虚和自信的有机结合,是对上述二者的扬弃。有才干的部属,加上适度的自尊心,他们干起事来必定是左右逢源,如虎添翼,成功是把握之中的事。
④不搞阴谋活动。阴谋活动之所以冠以“阴”字,就在于它明暗不一,表里不一,现象和本质不一。一般来说,搞阴谋活动的人对自己所要表现出来的行为都是考虑再三的,并且是经过伪装的。尽管搞阴谋的人狡猾,但也不是不可将其识别的。就因为他们有几个“不一”,况且他们的活动还是在一定的人群中进行的,这就给人们提供了识别他们的条件。搞阴谋的人之所以要去搞阴谋,是因为他们对他们个人或小团体利益有着较强的追求欲望。可以说,自由主义、个人主义的发展与膨胀是阴谋活动的根源。搞自由主义、个人主义,一旦目的达不到,就有可能产生搞阴谋的动机。开始可能是搞些小阴谋,偶尔搞阴谋,继而是大阴谋,经常搞阴谋。阴谋败露,就可能会跳将出来,搞公开对抗。所以,他们是埋在团体中或领导者身边的定时炸弹,一旦发作,就要造成很大的危害。身处领导岗位的人,对此应保持高度的警惕才是,决不能重用那些搞阴谋活动的人。
⑤有一个宽广的胸怀。一般来说,凡是心胸宽广的人,与家人相处,则家人和睦,老少欢乐;与同事相处,则能将心比心,友好如兄弟;与下属相处,则富有爱人之心,上下一致;与上司相处,则善于理解上司苦衷,能够忍辱负重。一句话,人际关系可以保持最佳状态。这种人不会被“好话”所迷,也不会被“坏话”所怒,能够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。这种人自身新陈代谢的节拍能与大自然的运行规律相吻合,很少会被疾病所困扰,可以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魄。可以这样说,宽广的胸怀是万福之源。
辨别一个人的胸怀是否宽广,内容也很广泛,主要是看他们是否具有嫉妒心,是否斤斤计较个人得失,是否经常地误会别人。一个人如果和别人相处时,很能理解别人,常能为别人着想,也能抱吃亏态度,那就可断定这个人的胸怀是宽广的。否则,是狭隘的。

(2)不可出于私心
心公则平,其心如秤,不偏轻重,则能公平衡德量才,实事求是地评估人,为用人提供正确的根据。如此则能用得其人,有利于事业。如心私则偏,就会颠倒贤佞,以贤为佞,以佞为贤,不可能正确评估人,将为用人提供错误的根据,结党营私者往往如此,故用不得其人,有害于事业。
李渊代隋创建唐王朝后,封李建成为太子,李世民为秦王,李元吉为齐王,各设王府,可任官,拥有将兵。“玄武门之变”后,李建成、李元吉被杀,李世民被封为太子。同年受父李渊禅位即帝位,是为唐太宗。这时,如何对待有功之臣和原来的敌对势力,尤其是前dōng宫(版 权所 有 ew e ny an.c om 易文 言 网)及齐王府的文臣武将,这是唐太宗面临的重要问题。当然,在李世民南征北战以及“玄武门之变”中,追随他的原秦府官兵功劳最大,如私于党,只提拔任用原秦府的人员,排挤一切敌对势力的人员,则必将树敌而不能更好地巩固新的政权,这当然不为英明之主唐太宗所采纳。而“至公”,即“平恕无私”对待三府人员,如他所说:“用人但问堪否,岂以新故异情?”唐太宗除了重用秦府旧人如长孙无忌、房玄龄、杜如晦、尉迟敬德、宇文士及、程知节、秦叔宝、屈突通等人外,对于原dōng宫(版 权所 有 ew e ny an.c om 易文 言 网)的魏征、王硅等人也不咎既往而用之。总之,对于原有人员,不论亲疏、恩仇,凡有才能的都量才任用。而原秦府没有升官或还未安排的人员,则纷纷有怨言,有的甚至主张原秦府的士兵也要一律升为武官。“以天下为家”的唐太宗,对这种“用人唯亲”而不视其才行的观点当然反对,他说:“唯有才行是任,岂以新旧为差?”
唐太宗跟古代一般皇帝不同的是他有“至公”思想,即“以天下为家”,这个家不是说天下是他一家的,而是说这个“家”包括天下的百姓,他和百官的衣食出于百姓,是靠百姓来供给的。所以,唐太宗知人善任的原则是“朕以天下为家,不能私于一物,唯有才行是任,岂以新旧为差?”
《国语·晋语五》记载:赵宣子向晋国国君灵公推荐韩厥为司马。河曲之役,赵宣子使人用他乘的车子冲犯军阵的行列,韩厥逮捕驾车的车夫,按军法将之杀了。众人议论说:“韩厥必不没矣。其主朝升之,而暮戮其车,其谁安之!”赵宣子如见韩厥,以礼相待,表示对他的敬意,说:“吾闻事君者比而不党。夫周以举义,比也;举以其私,党也;夫军事无犯,犯而不隐,义也。吾言女(汝)于君,惧女不能也。举而不能,党孰不焉!事君而党,吾何以从政?故吾以是观女。女勉之。苟从是行也,临长晋国者,非女其谁?”赵宣子告知晋国各大夫说:“二三子可以贺我矣,吾举厥也而中,吾乃知免于罪矣。”
赵宣子,即赵盾,任晋国正卿,晋灵公时执掌朝政。秦伐晋,两军在河曲列阵对峙。赵宣子推举韩厥任掌管军官的司马。赵宣子为考验韩厥能否公正地执行军法,便指使车夫驾他坐的车冲犯军阵的行列,韩厥虽明知是赵宣子的车,也按照军法将车夫杀了。这引起众人议论纷纷,认为早上韩厥被赵宣子推荐而韩厥晚间却杀其车夫,谁能放心用这样的人,韩厥一定不得好死。可是,赵宣子却与众人的看法不同,他认为军阵是不能冲犯的,他的车夫冲犯而韩厥不为他隐瞒,按照军法处理,这样做是很对的。所以他召见韩厥对他表示敬意,勉励他如以后都能这样行事,统率晋国三军的长官非他莫属了。事实说明:赵宣子推荐韩厥是出于公心,韩厥也不是赵宣子的私党,即“比而不党”。赵宣子推荐韩厥后,老是怕推荐错人,那将是一种罪过,现在他放心了,庆幸自己推荐得人,要各大夫向他祝贺。后来,果如他所料,韩厥升任晋国的统帅。
识人莫私心,就是在识人的问题上必须根除个人主义。
不过,个人主义尽管同每个人都可能有缘,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,不同的社会环境和不同身份的人身上其表现是不尽相同的。封建王朝的皇帝将“屠毒天下之肝脑,离散天下之子女,以博我一人之产业”视为当然,这是个人主义的表现。资产阶级敲骨吸髓地剥削,惨无人道地掠夺也是个人主义的表现。革命战争年代,个人主义者贪生怕死,悲观颓唐,而和平建设年代,个人主义者却突出表现为争名逐利,甚至以权谋私,搞权钱交易。身居高位的个人主义者一般是在冠冕堂皇的幌子下谋取一己私利,而位居下层的个人主义者往往直言不讳,绝不忸怩作态吞吞吐吐。
单就领导集体而论,其中的个人主义表现不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存在着明显的差别,而且较之普通的人也有其特殊性。归纳现阶段领导集体中的个人主义的特殊表现,大致可有以下几种:
在一些人事问题决定之后,失意者常常会向有关人员询问内幕情况,想知道个所以然。面对询问者,个人主义者常常会这样回答:“这是××定的事。”“你的情况我可以再反映反映”“我没有尽到责任呀”“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呀”“主要领导不了解你呀”“你不能太老实了呀”同情怜悯之色溢于言表,虽于事无补,却收一箭双雕之效,既赢得了失意者的好感,又将其怨恨引向了他人,制造了他人之间的矛盾。对得意者,个人主义者却又是一种姿态,什么“我祝贺你呀”,“你得请客呀”,“我了解你呀”,“我已尽了我的义务呀”等等,俨然一副赐福于人的模样,旨在唤起得意者对自己的好感,使其感激涕零结草以报。这是第一种。
在成绩面前看不到合力因素的效力,却片面夸大个人的作用。什么上级的领导,同事的支持,部属的努力,友人的协助等等,全都成了子虚乌有,唯独剩下一个“我”字。倘若分管的工作出现了失误,则对不起,一怨上级决策失误,二怨同事不合作,三怨部属素质太低,四怨环境恶劣,上推下卸,怨天恨地。总之全是别人的不是,自己没有半点责任,贪功诿过,文过饰非。这是第二种。
同事的工作取得了成绩,不以为喜,反而求全责备,鸡毛蒜皮一二三四,鸡蛋里也要挑出骨头来。倘实在无懈可击,则冷嘲热讽,翻白眼,总想给人以难堪。当同事的工作出现波折,受到外来责难时,或隔岸观火,幸灾乐祸;或见风使舵,充事后诸葛。更有甚者,推波助澜,落井下石,把同事推向孤立无援的悬崖。至于同事究竟做得正确与否,自己从来不愿认真考虑。这是第三种。
在领导班子会议上,总是片面强调自己意见的正确和重要。一旦被采纳,就会飘飘然而不可一世,或扬扬自得而将尾巴翘起;一旦被否决,就消极应付集体通过的决议,或明或暗地搞非组织活动,甚至将自己的意见向外界渗透,以期寻找支持者,制造领导集体的分裂。这是第四种。
缺乏公仆意识,权力欲极强,总想操纵别人,左右形势,为此搞宗派拉山头,招降纳叛,结党营私,作为支撑自己统治,与同事分庭抗礼的一己力量和向组织讨价还价的资本。在使用干部的问题上,往往以感情代替政策,凡顺我者,不论阿猫阿狗,统统予以重用;凡与自己意见相左,或竟然敢于揭斥自己缺点错误者,则行排挤、打击、百般刁难之能事。这是第五种。
群众要求前进时,自己前怕狼后怕虎,畏缩不前;群众要求立即刹车时,自己反而一意孤行。搞形式、图排场,为了骗取上级信任,不惜弄虚作假,做表面文章。他们从来不考虑群众的实际需要,切身利益,而是个人面子第一,保个人乌纱第一,忘记了自己的权力是人民给的,忘记了自己应该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。这是第六种。
居正职者,是权皆揽,即使芝麻小事,也必须自己表态方可算数,二三副职形同虚设,事前不开会研究,事后不通报告知。副职稍有微词,便以“配合不好,无法工作”为由,要挟上级,将其赶走。任副职者,擅权越位,处处同正职为难,需要请示的事情不请示,需要汇报的东西不汇报,视正职为傀儡;或事无巨细统统禀报正职而后行,表面温驯恭顺,实则陷正职于被动。这是第七种。
中游思想,得过且过,无意改革开拓,只求随上大流,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。原则面前不敢理直气壮地坚持;错误面前不敢旗帜鲜明地抵制;维持人的好事争先恐后,得罪人的事能溜则溜。主持一个单位,脚踩西瓜皮,两手两把泥,能滑则滑,能泥则泥。只要单位表面一团和气,哪管有无政绩?这是第八种。
情绪极不稳定,当个人的欲望得到暂时满足时,则工作积极,干劲十足,真的能顶上一阵子;当个人利益受到损伤或所谋取的私利受挫时,则消极怠工,牢骚满腹,甚至泄私愤,撂挑子,要挟组织。这是第九种。
利用自己掌管的人、财、物,为自己谋私利,甚至搞权钱交易,索贿受贿。只要能塞满自己的腰包,哪管百姓死与活?什么党性原则,什么人格、国格,统统被置于九霄云外。或者,只注意本单位的局部利益,不注意整体利益。表面上不是为自己,实际上是一种放大了的个人主义。这是第十种。
个人主义的表现尽管五花八门,千差万别,但究其实质,都是从一己私利出发,其核心都是“私”字作祟。从历史渊源看,虽然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,但万变不离其宗,私字却始终贯穿其中。就阶级属性而论,个人主义一产生,就打上了剥削阶级深深的烙印,被各种剥削阶级所推崇。
领导者的个人主义表现极其有害。它是烈性腐蚀剂,无时无刻不在腐蚀领导者的灵魂,瓦解着集体的斗志,影响着集体的团结,甚至直接导致领导班子的裂变;它是高效隔离层,隔离了同人民的密切联系,离间着党和人民的血肉关系,人为地制造出干群之间的种种矛盾。流传下去,害人害己,祸民祸国。
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,个人主义的特殊表现仅仅是少数,甚至是极少数的领导者身上有所表现,绝大多数的领导者是对人民负责的。即使那些已经沾染了个人主义恶习的少数领导者,其中多数也是可以通过学习和世界观的改造去掉这种恶习的。固执错误,坚持己见,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,肯定是有的。不过,这只是极少数中的个别例子。

(3)识人莫偏心
识人莫偏心,心偏则难分好坏。
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间,历代王朝都把天下作为一家之私产,其继位都是从皇帝的嫡系中选择,且一般以长子继承,据说立幼废长将起内讧,因此,长子继承制大都为统治者所遵循,即使长子昏庸以致是白痴、二流子,也非他莫属。为了使后继者能巩固其统治地位,统治者采取了一切办法和手段,为其继位扫清前进路上的障碍。如有谁想染指,即使他是亲人而有才能,也要除之而后快;尽管他没有罪,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。在中国古代,不知有多少人因此而冤死!古代号称贤明的君主,也不能摆脱这种愚蠢的选择,为了使自己的纯正血统——亲生儿子能登上王位,儿子虽昏庸无能,也非选他不可,至于他能否治国、安民,在所不顾,在接班人问题上,是如此不明,如此不知人!
中国历代王朝,自开国君王之后,统治者大多昏庸无能,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封建继承制是造成这种祸害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《三国志·蜀书·刘封传》记载:刘封,原罗侯寇氏的儿子,长沙刘氏的外甥,刘备到荆州时因无嗣便养封为子。刘备取蜀,那时刘封已20余岁,他有武艺,气力过人,每战必胜。蜀地平定后,刘封被任为副军中郎将。刘备任蜀降将孟达为宜都太守,命他率兵攻上庸,又恐达难独任,便派刘封去统领达军。上庸太守申耽投降,刘备仍让他任上庸太守,任其弟申仪为西城太守,升任刘封为副军将军。关羽围攻樊城、襄阳,要求刘封、孟达率兵来助,刘封、孟达以山郡初附,人心未定,难以出兵为辞。关羽败死,孟达害怕刘备加罪,又与刘封有矛盾,便降魏。申耽、申仪叛变,刘封逃回成都。刘备斥责刘封侵陵孟达,又不救关羽。诸葛亮因刘封刚猛,恐“易世之后终难制御”,劝刘备因此除之。于是,刘备赐刘封死,令他自杀。刘封临死前后悔说:“恨不听孟达之言!”
刘封虽有过,但不致有死罪,刘备杀刘封实是为阿斗继位扫清道路。这是因为刘封刚猛,而阿斗昏庸,阿斗继位,“难制御”刘封,这便是刘封被杀的原因。刘备是三国时的明主,诸葛亮是贤相,从正统思想出发,竟杀罪不应杀的人,这既是刘备的悲剧,也是封建制度的罪恶。
有何根据说刘封罪不应死?
一、不救关羽,虽可责备刘封,但即使去救也是无济于事,而关羽败死,刘备不能辞其咎。
关羽要求刘封相助时,吕蒙已袭荆州,关羽在曹、孙大军夹击下,加上吕蒙的攻心战,军心已瓦解,无心应战;且孙权倾师出动,以狮子全力搏兔之势追击关羽,关羽已处于绝境,他的败死是不可避免的。而刘封、孟达所领上庸之军有限,前往相救也不可能挽回关羽的颓势。
关羽的败死,与刘备的失策有关。诸葛亮“隆中策”的战略决策是:占领荆益两州,然后分兵两路夹击曹魏。可是,关羽率兵直向宛洛,围樊城,水淹七军,降于禁、擒杀庞德,威震华夏,吓得曹操要迁都以避之,在此大好形势面前,在益州的刘备既不率兵出秦川以取长安,也未见对关羽有所支援,始终是由关羽孤军奋战,一直到荆州被袭,关羽败走麦城被杀,刘备都安坐成都,毫无动静,这殊令人费解!
如果说孙权派吕蒙袭荆州是出乎刘备意料之外,也说不通。因为孙权为索回荆州,不仅派人几次交涉,且以武力相夺。如刘备得益州仍不交回荆州,孙权便派吕蒙袭取长沙、零陵、桂阳三郡,刘备立即率兵五万与之争夺,但因这时曹操取汉中,刘备恐其取蜀,只好向孙权求和,急忙率兵退回益州。孙权意在图谋荆州,刘备心里是明白的;荆州是处于曹孙夹攻之势,刘备也是清楚的。关羽北伐是一件大事,胜败有关蜀国的兴衰;且孙权将会趁机从后袭取荆州也是意料之事,以关羽的军力是难用“两个拳头出击”的。刘备对关羽北伐始终袖手旁观,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,关羽的败死,刘备应负主要的责任。
二、刘封、孟达之间的矛盾,刘封是有过失的,但孟达的叛变,刘备对他不信任是主要的外因。孟达原是刘璋的将领,归刘备后是立功的。对于降将,如不信任则不应置于前线。任为宜都太守,令他独当一面率军攻上庸,后又派刘封统领其军,这是刘备不信任孟达的具体表现,引起孟达的不安,加上不救关羽及与刘封不和,促使他下决心叛蜀降魏。当然,从内因来说,是因孟达是个反复小人。
三、刘封是员勇将,屡有战功。刘备任汉中王后,任刘禅为太子,刘封未见有何怨言。孟达曾以利害劝说刘封叛蜀投魏,刘封不为所动。申耽、申仪勾结魏叛变,他力不能敌,而回成都,据他的表现,说明他是忠于蜀汉的。
刘备有“仁君”之称,也以知人善用得誉于世,但为了巩固儿子刘禅以后的统治地位,而不管儿子是个十足庸才,不择手段冤杀英勇善战的养子刘封。可见,一个人心私则暗,好坏不分。
识人有私心,晋武帝立傻子而逼死有贤名的亲弟。晋武帝生有26个儿子,有8个儿子早死。长子2岁时死,次子司马衷是个傻子,也许是立嗣立长的缘故,他不从众子中选个精明的,却立这个傻子为太子。这位司马衷傻到什么程度呢?据《晋书·惠帝纪》记载:
司马衷听到虾蟆声,问左右:“此鸣者为官乎,私乎?”有人答道:“在官地为官,在私地为私。”有一年,天下饥荒,百姓饿死,他说:“何不食肉粥?”
他就是这样傻得令人发笑。他当太子,朝廷上下都知其不能理政事。武帝为了证明太子有才能,他对太子进行考试,不叫太子来,而是召集dōng宫(版 权所 有 ew e ny an.c om 易文 言 网)的属官,叫他们提出策问,然后派人将试题送到dōng宫(版 权所 有 ew e ny an.c om 易文 言 网)让太子对答。太子不可能对答,她的妻子贾妃是个很厉害的女人,当然心照不宣,便请人代答,由太子抄写好后,送给武帝。武帝看了很高兴,并给dōng宫(版 权所 有 ew e ny an.c om 易文 言 网)属官看,以显示太子才能过人。尽管武帝弄虚作假,朝臣心里是明白的。司空卫瑾想请武帝废太子,但不敢明说,有一次在宴会后,卫瑾假醉,跪在武帝座前说:“臣欲有所启。”武帝说:“公何言耶?”卫瑾想说几次都说不出口,却以手抚着武帝的宝座说:“此座可惜!”武帝悟其意,因装糊涂说:“公真大醉耶?”卫瑾就不敢再说了。
在武帝晚年,朝臣内外见太子如此傻,都主张由武帝亲弟司马攸继位。司马攸是个什么样的人呢?
《晋书·齐王攸传》记载:司马攸和武帝都是司马昭所生,因昭兄司马师无子,以司马攸为嗣。司马攸少而聪慧,及长“清和平允,亲贤好施,爱经籍,能属文,善尺牍,为世所楷。才望出武帝之右。”其祖父司马懿甚为器重。武帝代魏后,司马攸被封为齐王,他协助武帝统军治国抚民,甚得官民爱戴。中书监荀勖、侍中冯鱿是以善于阿谀奉承武帝而得升官,司马攸甚憎厌他俩为人。荀勖等因司马攸得朝望,如由攸继位,将祸及己,故趁机对武帝说:“陛下万岁之后,太子不得立也。”武帝问:“何故?”荀勖说:“百僚内外皆归心于齐王,太子焉得立乎!陛下,试诏齐王之国,必举朝以为不可,则臣言有征矣。”冯鱿也说:“陛下遣诸侯之国,成五等之制者,宜先从亲始。亲莫若齐王。”荀勖、冯鱿二人的谗言,正合武帝意,于是便下诏令司马攸到封国去。司马攸知荀勖、冯鱿谗谄,气得生病。他因病不能到封国理事,便要求去守太后陵墓,武帝不许。武帝派御医去诊视,诸医知其意,都说无病,因而耽误了医治。司马攸病加剧,武帝仍下诏催他起程。司马攸不能不入辞,司马攸虽病,因素重仪容,强自打起精神朝拜,举止如常。武帝更信其无病。司马攸辞出,过了一夜,呕血而死,时年三十六。
在立嗣上,封建统治者都是极端自私的,不管是贤愚,所立的都必须是自己最亲的血缘,又因固执于立嗣立长的传统,故使像司马衷这样的傻子继位,而逼死有贤名为众望所归的亲弟司马攸。如果由司马攸继位,晋朝历史将重写。由于司马衷继位,他不能理朝政,权力由其皇后贾南风所操纵,她胡作非为,引起“八王之乱”,使中国大分裂达286年之久,由于武帝选接班人不当,当时给人民带来的灾祸是罄竹难书的。

(4)凭良心用人
常言道,不要昧着良心说话。办事情,识人用人,总应凭着良心。
良心是包在人的精神世界里最核心的灵魂,隐藏在这么深的位置,现在竟有人把它取出来做交易。
华君武那幅插着“收购良心”牌的漫画,三轮车的装载斗里还真装满了被收购来的良心呢!
看来买卖良心的人还不少。电视台、杂志社,把一些名人、美人“收购”去大做假。出版商把一些作家“收购”去写不堪入目的黄色作品,大量向社会倾销。陷害忠良的,把坏人、恶人“收购”去做伪证。
人体好是成双成对的,手有两只,腿有两条,眼有两个,耳有两片,唯独良心,有一个,要是把仅有的一颗良心给卖了,那还称得上是人吗?
按照传统的说法,中国人的“良知”包括:恻隐之心、羞恶之心、辞让之心、是非之心。四者皆为“心”。因此,朱熹说:“恻隐、羞恶、辞让、是非,情也。”(《朱子语类》卷五十三)这四种“心”又是仁、义、礼、智这四种“德”之所本。
恻隐之心,是“仁”之本,即“二人”之间的同情心的意思,因此可以说是中国式的人道主义的表现。所以说它是“中国式”的,因为这种“二人”之间的“心”仍然是互相以对方的“身”为关注对象。例如,孟子用来论证“人皆有恻隐之心”的例子是:凡人看见一个小孩子将落入井中,心中总会立时出现恻隐之心——因此,是对“肉体”消灭的不忍(这种“心”,全世界任何地方皆会有,可以说是人类的通性)。此外,中国人的这种“恻隐之心”还表现为:看见一个人“孤苦伶仃”(尤其是失去了依恃的老年人或孤儿),会感到可怜。因此是对不经由自己选择而没有了“二人”间照顾的人之不忍。这种“身体化”与“人情化”的人道主义是很局限的。
至于“羞恶之心”,作为一种世俗性的制约的功能就更为明显。朱熹对孟子所谓的“羞恶之心”如此注解:“羞,耻己之不善也;恶,憎人之不善也。”所谓“耻”,即受到“人言可畏”的制约,而自己对人之“憎”,也是憎其“无耻”,因此,仍然是缺乏一种比世俗更高层次的人情制约。而所谓“不善”,也只可能是越出了社会常轨的“不好”。“羞恶之心”是“义”之所本,而“义”就有“合宜”的意思,即去符合一渠道化了的社会义务,例如:君臣之义,父子之义,等等。
作为“礼”之根本的“辞让之心”,就更明显地是“二人”关系中处处以对方为重,“毫不利己,专门利人”的“做人”方式。这种“礼”自然与渠道化了的人际关系——例如尊卑、长幼、亲疏、内外——有关。
至于作为“智”之根本的“是非之心”,就是知道该与不该之“心”。这种该与不该也是由渠道化了的人情关系(即“名分”)决定的,所谓“是非”仍然是人情的是非,而不是指抽象的原则。例如,一个人受了“自己人”的照顾,而又去“吃里扒外”,就是“是非不明”的“不该”。因此,这种“是非之心”又是很特殊化的。如果中国人越出了自己的小圈子去顾及“大义”,那就牵涉到“大是大非”的考虑了。然而,这仍然囿于自己对扩大了的人情磁场的“心”,因此依然是感情化的。事实上,在中国人之间,这种对是非之“知”,往往是指是否“感”到别人对自己的好坏,如果别人对自己“好”,而自己这一方连好坏也察觉不出的话,就变成了“没有良心”。例如,如果一个女的对男的有“心”,甚至还以照顾男方身体的方式去表露,男方不能做到“以心换心”,有时也可能会遭到“你这个人没有良心”的谴责,而与是非有关的“对”与“不对”,又总有在“二人”关系中,自己这一方是否“对得起”对方的意象。

(5)不能以嫉妒心用人
识人莫有嫉妒之心,这是因为人才的竞争不容嫉妒伴行。竞争有两种形式,一种是追赶式的竞争,另一是拽拉式的竞争。这两种竞争运作形态、运作方向是不一样的。追赶式的竞争,表现为“你行我比你更行”,它通过奋斗去超越别人;拽拉式的竞争,表现为“你行我不让你行”,它通过拆台来搞垮别人。
有人说,外国人之间的竞争是你行我比你更行,中国人之间的竞争是你行我不让你行。对前者,我没专门考证,但对后者我大有感慨。你一旦生富,他就眼红,妒火中烧;你有了才华和成绩,他就在那儿说风凉话、泼冷水;你要被提拔任用,他就站出来横加指责,甚至造谣中伤。这样使得竞争者每前进一步,都要承受巨大的压力,步履维艰。
有些人为什么在竞争中,要互相拆台,“不让你行”呢?恐怕源于嫉妒的幽灵作祟。
成为卑下心灵的奴隶,并且备受其折磨是因为嫉妒。
嫉妒不仅使别人痛苦,而且使个人烦恼。
嫉妒心重的人,对自己的心身十分有害。它很容易引起头痛、高血压、胃痛、心脏病等。因嫉妒患心脏病而死亡的,观察占患者的40%。
嫉妒往往会毁掉自己的前程和家庭。年轻有为的周瑜因嫉妒诸葛孔明而断送了自己的性命;晋代刘伯玉妻子故氏因听到他称赞曹植的《洛神赋》所写洛神的美丽后投水自杀;奥塞罗的嫉妒使他发疯地杀了他的爱妻戴芬莫娜。
嫉妒如同心灵上的肿瘤,若你不严加防范,一旦染上了它,那就只有自寻烦恼,真是受不尽的折磨,生不完的闷气。
嫉妒是与生俱来的,只要不离群生活,就有嫉妒存在。
对待嫉妒,各有各的态度。有人主张,尽量表现出若无其事。对此,这里我也开出一方:养德修性。
使人嫉妒的一个重要原因,是现代人越来越喜欢比较。比较往往导致两种走向。
一种走向,通过比较,陷入嫉妒的泥潭。因为培根说过:“人可以允许一个陌生人的发迹,却绝不能原谅一个身边人的上升。”即使对别人的身材、风度、穿着嫉妒,也少不了“不舒服”的感觉。
另一种走向,通过比较,又会减弱嫉妒这一恶德。嫉妒并不意味着良心的泯灭。在德行高尚的人面前,有嫉妒心的人,常常受到良心的谴责而内疚。
世界上的事物都是一物降一物。人若想摆脱他人的嫉妒,那就别忘了培根“德愈增则受人嫉妒之机会愈减”的格言,下工夫修炼出良好的品德。超越别人贵在超越自己。
“超越”是竞争结果的集中体现。
在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中,我们总想超越别人,总想出人头地。
“超越”别人是人的内在动力。没有超越的意识,就不会有进步,就不会有发展,也就不会有成功。
然而,要超越别人,首先要超越自己。
超越自己,就必须克服嫉妒的心理,抵制外界的种种诱惑。
因为不战胜自己的嫉妒之心,就可能怨天尤人,做出伤天害理的事,那么你永远甭想超越别人。
所以,超越别人贵在超越自己的嫉妒心理!
超越自己的嫉妒心理,又重在冲破自私的束缚。人的悲剧就在于常常做自我的奴隶。憎恨别人,却宽容自己;指责社会阴暗,却回避自己的道义。人没有对自私的真正解脱,那就不可能走出自我。
妒忌是人的一种通病。
妒忌有种种起因:自发,自觉,恶意。见人有突出的成就,自己望尘莫及,由羡慕而产生妒忌,这是自发的妒忌;因别人成就超越自己,但不服气,有意贬低之,这是自觉的妒忌;如是恐人超己,或已超己,怕取己位而代之,而加以毁谤,这是恶意的妒忌。
不论何种妒忌,都是嫉贤妒才的具体表现,只是程度不同而已。产生妒忌的人,是因其人自私、无能、胸怀狭窄,见人超己,便自觉不自觉地产生妒忌,其甚者就加以毁谤,以致谗害。这不仅不利于人才的发展,且将阻塞贤才之路,甚至扼杀人才。
历史上,不少人才被打击,排挤,以致被杀害,不正是嫉贤妒才的思想在作怪吗?
费无极是楚国大夫,此人嫉贤妒才,凡受重用的人都要千方百计除掉。因其心险而巧,被害者受其害而不知。
《左传·昭公十五年》记载:楚王宠信朝吴,把他安排在蔡国加任重职。费无极妒忌之,想除掉朝吴,他对朝吴说:“王惟信子,故处子于蔡。子亦长矣,而在下位,辱。必求之,君助子请。”又对位在朝吴之上的人说:“王惟信吴,故处诸蔡,二三子莫之如也。而在其上,不亦难乎?弗图,必及于难。”夏天,蔡国人赶走了朝吴。朝吴逃亡到郑国。楚王大怒说:“余惟信吴,故置诸蔡。且微(无)吴,吾不及此。女(汝)何故去之?”无极答道:“臣岂不欲吴?然而前知其人为之异也。吴在蔡,蔡必速飞。去吴,所以剪其翼也。”
费无极此人确是心险而巧,他先对朝吴说,吴虽得楚王信任,但地位低下,这是一种耻辱,鼓动他伸手要官,实是以此说明朝吴因地位低而不满,为他毁谤朝吴有“异心”找根据。继而挑动官位比朝吴高的人与朝吴的关系,说他们地位比吴高,而王信吴,他们是难安于其位的。如不早图,“必及于难”。正是在这人的煽动下,夏天,蔡国人赶走了朝吴。当楚王责备无极时,他说朝吴有异心,有才能的朝吴在蔡国,蔡国一定能起飞,去掉朝吴,这就是剪除蔡国的翅膀。无极是妒忌朝吴而把他赶出蔡国,还说是为楚国打算,楚王虽宠信朝吴,也无可奈何了。
费无极也因妒忌郄宛而设计除掉之,其手段更毒辣,且杀人不见血。《韩非子·内储说下》记载:郄宛新事楚令尹(宰相),令尹甚爱之。费无极妒忌郄宛,便设计害他。费无极对令尹说:“君爱宛甚,何不一为酒其家?”令尹说:“善。”因通知郄宛在他家摆酒。无极又对宛说:“令尹傲而好兵,子必谨敬,先亟陈兵堂下及门庭。”宛照做了。令尹一到,看到堂上、门庭都站满手拿刀枪的兵士,大惊说:“此何也?”无极说:“君殆(危),去之!事未可知也。”令尹大怒,立即回去,派兵来捉郄宛,将他杀了。
费无极此人,可说是险诈到了极点,一方面使令尹叫郄宛在家摆酒,一方面说令尹“好兵”,要郄宛陈兵于堂下及门庭,使令尹一见就误会是郄宛要杀害他,费无极说危险极了,要令尹快走。郄宛还来不及申辩,而令尹一气之下就派兵来将他擒杀了。郄宛死得冤枉,而令尹还在梦中,只有费无极心中明白,奸笑不止,他轻易地除掉了他妒忌的人。
王国宝初任东晋尚书郎,因其堂妹是会稽王道子妃,便巴结道子。及晋孝武帝即位,道子辅政,国宝入补侍中,升中书令、中领军,与道子权倾内外。国宝无士操行,善阿谀奉承,故得孝武帝宠信。国宝对凡与己不和或才高于己的,就加以谗毁。他阻挠孝武帝会见名士王殉,其计之巧,确是别出心裁。这事见《晋书》其本传,《世说新语》也有记载。
孝武帝时,王国宝和王雅都得宠信,孝武帝嗜酒如命,常常酩酊大醉,以致清醒时少。某天晚上,孝武与王国宝和王雅一起饮酒,王雅推荐名士王殉,孝武叫人去召王殉,王殉已经到了门外,已听到了门卒的禀报声。国宝自知才在殉下,恐怕孝武对自己的宠爱被王殉所夺,因见孝武脸上已有酒红,便说:“王殉古今名流,不可以酒色见,自可别召见也。”孝武同意他的意见,认为这是国宝忠于自己,于是,就传令不见王殉了。
国宝不仅妒忌王殉,甚至对他的舅父范宁也加以谗陷。范宁任中书郎,为人儒雅方正,深恶国宝为人佞诈,曾劝孝武罢免他。国宝通过道子谗陷范宁,将之调出外任。孝武帝死,其傻儿子晋安帝继位,一切由道子、国宝摆布,任意胡为,政治日益腐败。国宝贪污腐化,聚敛无数,侍妾上百,珍宝满库。王恭等人因恶道子、国宝乱政,以讨国宝为名,起兵进逼建康。道子便委罪国宝,将之付廷尉,赐死。
在领导者队伍中,有这么一种人,他们总是在希望着自己升迁,同时又嫉妒乃至采取行动反对别人升迁。有此心理状态的领导者,我们就说他患上了“领导者综合征”。“综合征”者,集多种疾病于一身也。“领导者综合征”即领导者的多种毛病,通过一种“病症”表现出来,这里说的是“妒忌”。
妒忌之心,人皆有之,只是程度不同而已。怕人职位超过自己,妒忌之;怕别人的日子比自己过得好,妒忌之。不过,这不算是什么坏事。我们可以利用它,从而引出竞争。你一天干三件事,我一天要干它四件;你夜以继日,我可通宵达旦。如此竞争,举国上下岂不欣欣向荣!所以,人有点妒忌之心并非全是坏事。
我们主张在妒忌之中引出竞争,但不主张引出嫉恨。如果嫉贤妒能,并由此产生了嫉恨心理,进而想方设法阻挠别人的发展,更有甚者再千方百计地扼杀别人,那就大错特错了。这样下去,势必尔虞我诈,由此引起混乱和黑暗。所以,作为一个领导者要限制自己的“妒忌”之心,以保持自己健康的“竞争”心理。大家都这样做了,已经患上“领导者综合征”的就可以使症状减轻以至于得到消除,没有患上的就可以得到预防了。

(6)交心用人
识人贵在知心,知心须要交心。同志之间有什么隔阂需要疏通,有什么误会需要消除,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,往往采取谈心交心的方法。饭后工余,找上要谈的同志,或摩肩漫步娓娓而谈,或花前柳下促膝畅谈,或同坐斗室边饮茶边聊天,在和谐融洽的气氛中,通过真诚的交谈,使彼此之间的一切隔阂、误会、疙瘩、意见烟消云散,使同志之间的革命友谊更加牢固,这实在是一桩大好事。
识人知心要交心,首先,谈心要诚心。诚心,就是诚恳之心,诚实之心。其次,谈心要交心。俗话说:“抛砖可引玉,谈心先交心。”要谈心,自己就要首先向人家交心,有一是一,有二是二,不加掩饰,不打折扣,更不避重就轻,争功诿过。其三,谈心要虚心。只要虚怀若谷,抱着认真听取意见的态度去谈心,人家才会和你谈。其四,要将心比心,以心换心,心心相印。
谢觉哉同志在一首诗里说:“行经万里身犹健,历尽千艰胆未寒。可有尘瑕须拂拭,敞开心扉给人看。”品味起来这末一句话是很不容易做到的。因为心扉一敞开,黑的红的,五花八门,全都赤裸裸地暴露出来,倘不是“一个纯粹的人”,倘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,是没有这番勇气的。
所以,生活中便流传着另外一些话,什么“人心隔肚皮,虎心隔毛衣”呀,“与人只说三分话,未可全抛一片心”呀,“害人之心不可有,防人之心不可无”呀,等等。说来说去,就是要把自己的“心扉”遮盖起来,无论说话办事,都留它一手,不要全部暴露。
这是两种处世态度,也是两种思想方法。
公平而论,“未可全抛一片心”,不能说毫无一点道理,问题是要看什么时候,对什么人而言。在人情如纸、尔虞我诈的旧社会,魑魅横行,好人受气,你能把心敞给压迫者、剥削者吗?“四人帮”横行时,他们的喽啰爪牙唯恐打小报告找不到材料,什么“摸底”呀,“排队”呀,到处搞“火力侦察”,你如对他“敞开心扉”,他还不把你的话无限上纲,往死里整你?还有一些交往不深、不知底细的人,甚至来路不明、形迹可疑的人,你能对他毫不保留吗?所以说,对有的人,在有的情况下,就不能全抛一片心,否则,就要吃亏上当了。
然而,对自己的革命同志,是应“敞开心扉”的。要大胆暴露思想,心里有什么,一就是一,二就是二,竹筒倒豆子,干净又彻底。完全不必躲躲闪闪,吞吞吐吐,犹犹豫豫,遮遮掩掩。快人快语痛快事,不做心口不一的人。在这方面,彭德怀同志的确是好榜样,他对“大跃进”等一套“左”的做法有意见,就直言不讳,当众公然提出;为了引起重视,进而上书言事;而当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和错误处理后,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,直至他患了危重病症,还要去提意见。他表里如一,言行如一,始终如一,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正气和坦荡胸怀。周恩来同志也从不隐瞒自己的思想,他平时讲话,总爱讲自己历史上犯过的错误,并且说:“如果我写书,我就写我犯过的错误”,以便“让活着的人都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。”他们敞开的心扉,像明澈透亮的水晶石,是那样明晰,那样光芒四射,容不得任何杂质,也必将照亮他们周围的人。
“敞开心扉给人看”,就要主动地与同志交流思想。有不痛快的事,有想不通的地方,有什么困难,有什么问题,有什么意见和要求,就毫无顾虑、毫无保留地向组织和同志谈出来,以求得组织和同志的了解、批评和帮助。在谈这些困难、问题、意见和要求时,不怕丑,不怕羞,不要爱面子,不要打埋伏。对别人有什么看法,有什么不满,有什么批评和建议,也要知无不言,言无不尽。而不可在同志之间耍心眼,搞戒备,设城府。自己以赤子之心对待同志,别人也才能以真诚之心对待自己。

(7)识人要有爱心
识人要有爱心,就是要真心实意地关心、爱护那些真才实学的人,及时发现,及时使用,避免埋没了人才。
优秀的领导人才是所在团体振兴和再振兴的保证,这种领导人大都对人真诚,遇事不慌有主见,坚忍不拔有毅力,再大的困难也不会把他们吓倒,这种人对于他们的上司是没事不登门,小事不打扰,总想给上司多留一点时间,以便让上司能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全局的事宜;对于他们的下属是不拉势力,不许诺言,给的是实实在在的信任、支持和鼓励,他们的人品决定他们敢于批评下属中的不正之风,也敢于同上司争论。有人说这是优点,也有人说这是缺点。优点也好,缺点也罢,反正这种人是不会跟人套近乎的。他们的信条是:以诚为本,不卑不亢,君子之交淡如水。
对于这种人才,上司往往不会首先发现他们。因为他们不会首先进到上司的视野,因为他们不会是活跃分子。大概就是这个原因,世界著名的管理家、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前任总裁史洛安先生说道:“凡是我第一念就想到的人选大都不是最适当的人选。”不过,此种人才一旦被上司所发现,一般都会很快地被列为提拔的名单,这是值得庆幸的事。到了这一步,“人才”能否被起用还是个问号。此时如果有人觉得临近于自己的机会可能落到别人之手的时候,那么他就有可能去打这个“人才”的主意,使其遭受意想不到的和莫名其妙的挑战。“人才”得到的若是“小报告”、“黑材料”之类的挑战而又没有察觉或是对此不屑一顾的话,那么他的上司对这些“小报告”、“黑材料”的内容就有可能持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态度,从而放弃或者暂时放弃已经形成的念头,把“人才”搁置起来,“看一段再说”。迎面而来的机会,对于人们来说可能多次出现,也可能只有一次。真金不怕火炼。经过一个阶段之后,当上司觉得那还真是一个人才时,恐怕这个人才的“最佳适用期”已经过去了。这不就是一种最大的资源浪费吗?退一步说,即使上述人才仍在最佳适用期内,那也不能不说是一种浪费,哪怕是后来起用了此人才,那也不能够掩盖这种浪费的事实。如果人才没有得到起用,反而用了歪才,那就不只是人才浪费的问题了。
识人者首先须有爱才之心。不爱才的人是很难做到识才有方的。识人之道中,很重要的一条,就是要用父母爱儿女之心,来爱护我们所识之人。爱护所识之人的才能,要对所识之人的前途和命运自始至终给予关心照顾,帮助克服和解决其成长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。
曹操在统一北方后,拟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。他预料将需要众多的各种各样的人才,便于建安十五年(210)颁布《求贤令》,要求所属“唯才是举”。他说:“‘孟公绰为赵、魏老(家臣)则优,不可以为滕、薛大夫’。若必廉士而后可用,齐桓其何以霸世!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?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?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(意是发现被埋没的人才),唯才是举,吾得而用之。”之后,他又连续下令申明其“唯才是举”的主张并要求推荐人才。建安十九年(214)又颁布了《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》,他指出:“有行之士,未必能进取;进取之士,未必能有行也。陈平岂笃行,苏秦岂守信耶?而陈平定汉业,苏秦济弱燕。由此言之,士有偏短,庸可废乎!”建安二十二年(217)又颁布《举贤勿拘品行》,他列举了出身低贱,或起于下层,或在政治、品行上有各种错误的人如伊尹、傅说、管仲、萧何、曹参、韩信、陈平、吴起等人用之卒能称霸成帝,或使国富兵强以打败敌人,以说明举才不要计较其品行,只要有才能都可以推举。这是曹操对“任人唯亲”、“论资排辈”及世俗偏见的公开挑战。
“唯才是举”在曹操起事之初就已执行了。他在与群雄逐鹿中,因急需人才,凡是有用之才他都搜罗了,甚至是敌人也能“矫情任算”而用之,如陈琳曾为袁绍写檄文骂他及其祖宗三代,张绣在渭水偷袭将之打败,杀其一子一侄,曹操后来也收降他们。由于曹操能唯才是举,其身边人才济济。
正因曹操爱才,故常物色人才,提拔人才。《魏书》说他“知人善察,难眩以伪,拔于禁、乐进于行阵之间,取张辽、徐晃于亡虏之内,皆佐命立功,列为名将。其余拔出细微,以为牧守者,不可胜数。”其身边的谋臣如荀彧、郭嘉、贾翊等都是三国时一流人才。也因其爱才,其麾下不少人甘为之效死尽忠,如庞德被关羽擒获后,关羽以其主将马超在蜀劝其投降,庞德拒不降蜀,愿以死报曹操知遇之恩;许褚在战争中常冒死保卫曹操,使曹操多次转危为安;典韦在清水之战中,以死拒敌,使曹操安然脱险。

(8)通过握手了解人
了解一个人的个性与心理,有许多方法。握手,也可以作为分析一个人的各种特点和态度的一种方法。
通过握手的方式和力感,我们可以寻求其中内含的答案。
在我们当代青年的交往中,往往会遇到这样的情况,主动伸出手与对方相握的人,往往显得较为主动、大方。实际上,可以认为这不仅是较丰富的交际经验与交际能力,而且是具有较强的自信心的表现。
如果一面同对方握手,一面用眼睛注视着对方面孔的人,在心理上有着较强的优势,是一种不大容易妥协的人。自信,是这种交际方式的深层心理结构。
如果是女性,则表明这种一边握手一边注视的做法,是她有意引起对方注意,以获取对方对自己的好感。对于公关小姐或其他长期从事接待、交际工作的女性来说,这种握手方式则表示认为自己工作能力强,有自主意识的个性。
无力握住对方手的人,性格较脆弱,依赖感强。
握手时,软弱无力,表现出完全被动的姿态的人,缺乏坚强的个性,遇事可能优柔寡断。
绵软地和别人握手,则表现为一种标准的中国风格——后发制人,遇事让三分。先静后动,以退为进。当然,也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,在他们的内心深处,有一种较为明确的自我规范。当外在的人、事冲击了这种自我规范的界限,他们会认为这是一种冒犯行为,就会产生强烈的反应,进行猛烈的反攻,甚至是恶狠狠的报复。但是,不能认为他们缺乏主动意识,我们应看到,他们进攻性的主动行为虽弱,而和平性的主动行为并不是弱的。而这种和平性并不一定表现为热情。因为外化出来的热情,往往是一种主动性的进攻行为。
如果,我们使用自信和不自信这样的概念进行区分的话,则可以将上述这种情况理解为在进攻性的领域持疑问态度,故可以称之为缺乏自信。
如果过分殷勤地同对方握手,则表现出这个人目的性很强,会奉承巴结人。如果用卑谦的神情一再同对方握手,则表明这个人怀有某种目的,因为握手不过是一种礼节性接触,过分看重这种接触,就是弦外有音了。
曾经有一位大学老师,一心想去某国讲学,恰好有个机会,那个国家有位知名学者来华访问,安排她陪同。于是,在大家致见面礼时,她就格外用心,用极恭谦的姿势致礼,此情此景,旁观者清。但事实证明了这一点,在知名学者访问活动即将结束的时候,那位老师果然提出了出国讲学的要求。
典型的美国式握手,就是所谓的政客式握手,在竞选活动期间,候选人通常用右手拉住对方的一只手,再把左手握在上面,用这种方式,可以表示信任和亲密的感情。候选人也确实用这种方式博得了一些人的好感。但是,更多的人认为这样握手纯属虚张声势,给人以假惺惺的感觉。虽然如此,很多政客还是坚持用这种方法。
用力握手是一种显示力量的表现。见面时用力握住对方手的人,一般主动性较强,性格外向、爽快、办事讲究效率,但有时容易急躁。这种人虽然自我意识很强,但办事急于求成。
如果你一直敬仰某个人,又偶然与之相识了。那么,你一定会十分高兴,同他握手时也会不知不觉地加了把力气。这种冲动的力量,表明你对同对方的相识感到很兴奋,希望能继续同他交往。所以,从对方握手的力量感上,也能表明交往的诚意和信任的程度。
握手时,手心出汗的人,大多数属神经质类型,这部分人情绪容易激动,内心不易平衡,比较敏感。
大概没有人愿意去握湿冷的手,因为握这种手会感到很不舒服。手的温度代表一定的心理活动力。在人体内,每当发生恐怖或惊吓的感情变化时,跟自己无关的自律神经意识,会突然活动起来,引起呼吸的紧张,血压与脉搏的变化,或是汗腺兴奋等状况。所以,如果在和对方握手时发现对方的手心有汗,表明对方的情绪高涨,也可以说是内心失去平衡的象征。
另外,有位心理学家曾经向警察们建议,采用握手法询问嫌疑犯,也就是说询问嫌疑者的时候,一边握住对方的手,一边提问,如果嫌疑犯的手掌开始很干燥,中途忽然冒出汗来。那么必定心中有鬼,说不定就是犯人。
西方有位叫彼得·弗克的刑警,这位刑警只要一握犯人的手,犯人立即会陷入一种不利的境地。因为这位刑警的手劲儿很大,目光炯炯直逼犯人,犯人只要一接触他,内心马上就会感到不安。
握手时,有意和对方保持距离的人,一般善于自我保护,对陌生人保持着一定的警戒心。
在动物世界里,动物之间的照面无须打招呼,只要对峙瞬间,即可决定彼此的优劣势,占优势的一方,威风凛凛不可侵犯;居劣势的另一方,见势不妙,只有悄悄溜走才为上策。在人类社会里,彼此打招呼是不可避免的礼节,所以,打招呼虽然是司空见惯的举动,从中却能显露出多种意思来。
如果和对方握手时,很注意同对方保持一定的距离,这种举动含有警戒、谦逊和客气等意思。因为彼此之间的距离,乃是心理距离的数值。距离越远,心理上的警戒越强。反之,如果一边握手,一边主动挨近对方,甚至拍拍对方的肩膀,这无疑中增添了亲切的气氛,使当时的气氛倒向有利于自己的一面。这样,对方会不知不觉地摆脱疑虑不安的情绪,只要没有顾虑或畏怯,就大大地缩短了彼此的“心理距离”,而主动的一方,显然无形中占了优势。

(9)以诚心用人
通往人心的路,是世界上最难走的路,真可谓“蜀道难,难于上青天!”这是许多人暗自的叹息。
于是,人们发出了深沉的疑问:茫茫人海,哪儿是抵达心灵的舟棹?幽闭心灵,哪儿是开启封闭的钥匙?
人的心灵之门紧闭,是因为人际关系的复杂所致。复杂的心理活动,复杂的生活阅历,复杂的个性修养,使得人与人之间很难倾心相待。
心灵之门的开启,需要捧出友爱的丹心,需要献出心中的真诚。
因为心诚则灵,心诚则通,真诚是打开心灵之间的钥匙。
但千万莫把真诚这把钥匙遗忘在家里,须时时刻刻让它伴随在你的身旁。
人人心里都有秘密,但它们都不会永远埋藏在心里。这些秘密早晚都是要暴露出来的,只是暴露的场合和对象不同而已。
人们讲心里话,为什么还要分场合和对象呢?这是因为有的场合不需要讲,讲了会生麻烦;有的人不需要知道,知道了会生事端。在该讲的场合,面对该讲的对象,讲多少?怎样讲?语气是轻是重?都应该有个分寸。这也叫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。
同样是心里话,由于场合和对象的不同而表现出内容和语气的差异性,一些人就会发生疑问:他怎么在甲地和乙地讲的不一样呢?莫非是两面派吗?但经过冷静地分析后,就会觉得这同两面派行为大相径庭,但存在着本质的区别。因为两面派有着独特的个性特征,他们之所以甲地和乙地说的不一样,一是为自己捞好处,二是离间他人,最终还是为了自己。而前者说话区分场合和对象,则是为了将事情办好,表现出了一个人的良好素质。
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和两面派行为,有时搅在一起难于区分。所以,人们相处,尤其是身居领导岗位的人,一定要学会区分二者的本领。掌握了这个本领,特别是当事情涉及本人时,你会有较多的宽容之心,从而也会减轻自己的心理负担,不至于盲目地去怨天尤人,例如抱怨“他是怎么搞的?”“这不是拆台是什么?”“没发现他品质这么坏。”“他是袖手旁观,落井下石。”之类的话。否则,自己会盲目生气,一气便急。到达这种地步,不必要的“伤人之语”、“防人之心”就会出现。对方知道此事,必然感到委屈,同样会产生一系列疑问,也会生气,由气到急,甚至“伤人之语”、“戒备之心”亦出。人际关系到此地步,势必不能同舟共济。团体到此地步,涣散必是与日俱增,战斗力也将每况愈下。陷入这种状态的人们,即使不久就会清醒,那个人乃至团体的损失业已经造成,悔之晚矣!
所以,作为一个团体成员,尤其领导者,一定要学会区分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和两面派行为的本领,以便把担负的事情办得更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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